“九冬三十夜，寒与暖分开。坐到四更后，身添一岁来。”过年，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延续，也是人们的精神归属。过年，吃饺子、放鞭炮、穿新衣、拜新年……进了腊月门，年味儿在农村已经格外浓烈了。

腊月二十三，小年的饺子刚吃完，我就掰着手指天天问娘：“怎么还不过年？”娘总是笑着说：“快了，快了。”

孩子盼年，大人忧年。小时候隐约记得，进入腊月，娘总念叨生产队什么时间开支，一年全家的劳力能挣多少工分，能领多少钱。开了支，娘会去八里外的镇上赶集，给我们置办点儿过年的新衣服，让我们也能跟其他人家的孩子一样过个体面年。腊月里，最痛苦的人当属大我十几岁的两个哥哥了，因为生活所迫，母亲对他们要求十分严苛，除了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以外，还安排他们每天织鱼网、搓草绳，挣钱贴补家用。临近年关，爹也得有那么几个晚上跟哥哥一起，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，围坐在炕上织渔网，免得遭娘埋怨。

腊月二十五，大队开支。村委会早早就开了门，门里门外全是人，门口的墙上贴着红榜，这是生产队公布这年的工分和钱数，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户主的名字。此时，村委门前的整条街道已被卖年货的摊贩占得严严实实，齐全的年货摆得满满当当，集市是自发形成的。村委柜台里面摆放着几张略显破旧的桌子，其中一张摆在门口，桌上放着一支缠着红布的话筒。村里的会计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，左手翻弄着账本，右手拨弄着算盘，算完了，头一低，绕过镜片瞪着大眼喊道：“盖章，领钱。”斯文中带着些许盛气凌人，领完钱，我跟着爹出了村委。此时，街上比刚才更热闹了，冰糖葫芦、玉米板糖、面人儿……在我的要求下，爹毫不犹豫地都给我买了，糖块、芋头、葵花子、花生，娘也备下了，接下来的日子，农村的娃娃们就有口福了。

腊月二十六，爹备下了过年的红对联和鞭炮，因为娘舍不得花钱，在我的央求下，才同意给我买了串小鞭炮。拿到鞭炮的我别提有多高兴了，我把它藏在枕头下面的土炕和竹席中间，拆几个放完了，再拿出来数数。

腊月二十七，养了一年的肥猪要出栏了，杀猪匠是爹请来的。爹会把猪头、猪蹄、五花肉、肥肉膘留下一些，再拿出一些还还人情，其它的都卖掉，差不多能净赚一百多块钱，在当时也算很不错的收入了。

腊月二十八，娘会蒸两大锅馒头，一锅是家里留存的舍不得吃的小麦磨出的白面馒头，一锅是掺着地瓜面或地瓜干的黑面馒头。馒头出了锅，娘会挨个在馒头上点红颜料，示意一年的日子红红火火。白面馒头是在年三十祭祀时当供品用的，娘会在刚出锅时拿出一个掰开给我们分分，其他的谁都不能动。

腊月二十九，这天是年前镇上的最后一个大集，爹会骑着二八“大金鹿”驮着娘去赶集。这段时间，娘会挑灯夜战，为我们赶制新棉衣，哥哥也会继续织渔网。

腊月三十，红对联和福字早早地被贴到了门上，炊烟四起，菜香已经勾起了肚子里的馋虫。挂家谱、摆贡品，上香、烧纸，传统的祭祀流程一样不敢少。时至晌午，一家人终于团圆，吃着难得的美味，哥哥总会调皮地说：“盼啊盼，一年只盼这一天。”

年三十的夜里，娘包着饺子，爹炒着花生，煤油灯的灯芯时明时暗，娘把给我们做的新衣服整整齐齐地摆在了枕头边，随后只听那口老摆钟沉闷地敲响新春的希望。

一转眼，改革开放已经有四十多年了，我也步入了不惑之年，四十多年间，我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。

回乡时，娘常常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党的政策好，现在的农村跟城里一样了，吃穿不用愁，看病有医保，出门坐小车，我呀，也过上了好日子，如今的生活呀像天天在过年，那个时候谁敢想啊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我呀得好好活着，多享享清福。”

（作者：济南市历下区科学技术局 王英伟）